张潮缓了一缓，才道：“去年帕慕克获奖以后，我们基本都把目光聚焦在他的技法上。他也确实是目前还处于创作活跃期的作家里，最喜欢颠覆自我、始终走最前沿的一个。

《我的名字叫红》甚至都不能算他最大胆的作品，但是在风格、视角、结构、技艺已经足以让我们叹为观止。读帕慕克的，让我有一种需要重新学习阅读和写作的冲动。

他第一部作品出版于1982年，从时间几乎和中国的先锋作家们同时起步。但是25年时间过去了，中国的先锋作家要么回归现实主义，要么止步不前。他却还在不断创新，想起来令人惊叹啊。”

这时有一个年轻老师捂嘴一乐，问道：“也包括于华老师吗？”

张潮点点头，认真道：“当然包括他。说实话，在成为他的学生之前，我很难想象写出《现实一种》《四月三日事件》的他，后来怎么又写了《活着》这样在技法上很‘传统’的作品。

即使《活着》是他一生最重要的创作。”

大家没有想到张潮对自己的“老恩师”的评价竟然这么直白，一时间都有些愣神。

张潮笑道：“这些我前两年就和于老师交流过了，刚刚那些我都是捡轻了说，不碍事。我们还是说回帕慕克——即使他在技法上创造了那么多新颖的东西，我仍然认为这不是他最重要的文学贡献。”

说着，张潮又夹起几片地瓜叶，说道：“要是我爸爸看见这东西现在能上桌当菜了，他肯定唏嘘不已。——大家赶紧吃菜。”

老师和同学们都有些发懵，听得正入神呢，张潮怎么说起地瓜叶来了？

张潮接着道：“我爸生于50年代，童年时正好遇上粮食青黄不接，我大伯看他饿的不行了，就带着他夜里去生产队的地里偷东西。地瓜不敢偷，因为地一翻开第二天就会被看出来，所以只敢薅一些地瓜叶煮来吃。

那年月，地瓜叶是实在没辙才吃的东西，也就比野菜、树皮好一点。现在呢？这一盘要10块，大家都爱点，比空心菜还受欢迎。这是为什么？”

虽然不知道张潮为什么对地瓜叶说了这么一通，但是还是有同学回答道：“时代不同了嘛。以前穷，地瓜叶拿来充饥；现在有钱了，大家发现地瓜叶拿油一炒，又嫩又甜，用来清口、去腻，是道好菜。”

张潮点点头，又夹了一筷地瓜叶吃掉了，接着说道：“是啊，你们看，第一个把地瓜叶端上餐桌的厨子多伟大。这一盘菜，某种程度上浓缩了中国50年来，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变迁。

帕慕克和他的作品，对于土耳其来说，就是第一个把地瓜叶炒了并端上餐桌的那个厨子。”

这个弯拐得有点急，众人一时间消化不了，都没有人接茬，于是张潮连忙招呼大家吃菜喝饮料。

过了好一会儿，才有一个学生怯生生地问道：“你的意思是，帕慕克是一个‘转变期’的作家？”

张潮没有马上回答，示意他等一下，开始专心对付手里拿着的一个皮皮虾。他先用筷子尖垂直插进皮皮虾的尾部，然后沿着皮皮虾的背甲一路把筷子捅到头，按住，再捏着尾巴一揭——

一只完整的皮皮虾就被剥出来了。

张潮惊喜地道：“有膏！”接着一口就把皮皮虾的肉和膏吃进了嘴里，品味了虾肉的鲜甜和虾膏的醇厚以后，发出了心满意足的“嗯”声。

受到张潮的感染，大家也放松下来，开始剥虾的剥虾，剔刺的剔刺。

张潮这才说道：“说他是‘转变期’的作家，不仅不准确，甚至可以说贬低了他。他就代表着转变本身——帕慕克之前，土耳其文学关注的主要对象是农民和城市的底层劳动者；

手法也局限于现实主义，几乎是欧洲18、19世纪文学的粗糙复刻。这当然不能说是‘错’，但毫无疑问忽视了土耳其社会在奥斯曼帝国末期以及瓦解以后，发生的巨大变化。

帕慕克是以一己之力，用他杰出的创作，把土耳其社会的城市以及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带入了文学世界当中，并且成为经典。

他几乎是一个人创造了土耳其这个国家乃至文化圈的现代文学，不仅是在技法上打碎了欧洲中心主义，而且在主题层面上，创造出兼具现代与传统的全新的审美范式，比如‘呼愁’。

如果说凯末尔在制度上缔造了现代的土耳其社会，那么帕慕克就是在创作上缔造了现代的土耳其文学。”

凯末尔被称为土耳其的“国父”，张潮竟然将一个作家和“国父”相提并论，也算是开未有之先河了。

中文系的老师舒琼一时间竟有些恍惚，不由得质疑道：“你这么评价，会不会把帕慕克显得太高了？

他难道比托马斯·品钦，或者约翰·库切还要优秀吗？”

托马斯·品钦是美国作家，约翰·库切是南非作家，在世界现代文学版图里，都算得上是“基石”型的人物。

张潮解释道：“帕慕克是给整个土耳其世界的年轻作家开路的人。他为土耳其带来了从表达形式到思维方式都独树一帜，又臻于完善的文学范本。

这种示范作用和鼓舞力量是巨大的。我敢预言，不久的将来，土耳其，或者土耳其文化背景的年轻作家会一个一个涌现出来，不断冲击世界文学的中心。

因为帕慕克已经把最难的事做了，最大的石头搬开了。”

一个学生好奇地问道：“最难的事？最大的石头？是什么？”

张潮“嘿嘿”一笑，道：“那当然是辉煌灿烂、历史悠久的奥斯曼帝国的文学啊。别忘了，人家也是上承古老文明、绵延数百年的大帝国，经典浩如烟海。

如何面对这庞大到能把任何后继者碾成粉末的遗产，如何处理现代与传统的难题，始终是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帕慕克因为搬开了这块石头，差点被保守派送去坐牢，甚至上了激进派的暗杀名单，只能被迫离开家乡。

当然，土耳其的国内倒是有不少他的拥护者认为帕慕克应该回国坐牢，甚至被杀死，这样能激起国际社会重新关注世俗化改革。”

张潮说完，饭桌上的师生全都陷入沉默当中。他们完全没有想到张潮竟然对帕慕克的了解这么全面、深刻，完全不是国内跟风的皮毛报道可以媲美的。

帕慕克去年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向迟钝的中国文学界也是这时候才开始关注到这个作家。

《我的名字叫红》更是第一部被翻译成中文的帕慕克作品，出版于2006年8月，到今天也才半年多年。

当所有人还沉迷在帕慕克天花乱坠般的繁复叙述技巧中时，张潮竟然已经开始关注帕慕克的文学史价值，这种敏锐足以让国内绝大部分的研究者都汗颜。

尤其是张潮说完这一切，还一副“不就是应该这样吗”的样子，让人又羡又恨。

其实不是张潮有意要炫耀，因为这在10年后，帕慕克已经被研究烂了，他说的这些结论并没有特别之处。

但是在2007年初，就堪称石破天惊了。

不过这绕了一大圈，和“中国的当代文学是否落后于世界”有什么关系呢？

不一会儿，有人回过味来了，问道：“帕慕克把奥斯曼帝国辉煌的文学传统这块石头给搬开了，为后来者开了路——你的意思是，我们中国的当代文学缺少这么一个人？”

张潮点点头道：“中国的文学传统比奥斯曼帝国还要悠久灿烂，经典还要丰富多彩。这个遗产自然很丰厚，但其实也是一种枷锁。

白话文运动在表达形式上把这块石头搬开了一半，但是更难搬开的是剩下的那一半。”说着，张潮用手指了指脑袋，一切尽在不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