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同学奇怪道：“鲁迅不算吗？”

张潮笑着答道：“鲁迅都还没有被打成‘汉奸’，可见他还不算。——但他确实是最接近的。能说出古书的字里行间都是‘吃人’二字这种话，已经堪称不朽于史了。”

此言一出，所有人都盯紧了眼前的菜，似乎怕听到什么不经之论。鲁迅要当“汉奸”，才能给后人搬开石头。

张潮说这种话，不怕被雷劈吗？

张潮似无所觉，喝了一口快乐水，继续把话题绕回到帕慕克身上：“土耳其是近代进入工业化的后发国家，伊斯坦布尔至今也是全世界西化与反西化斗争的最前沿。

帕慕克出生在一个西化家庭，祖父从推行西化的生意中大发其财，为家族积累了庞大的财富。他从小就能坐在可以眺望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书房里学习。

他虽然也很喜爱奥斯曼帝国留下来的一些文化传统，但是他的价值观是明确拥护西化的，而且态度很坚定。”

张潮见众人不信，就补充了一句：“你们想想《我的名字叫红》的情节还有结局。”

闻言众人纷纷回忆起来。

《我的名字叫红》讲的就是一个传统与变革冲突的故事——1590年，苏丹秘密召集4个细密画家（一种波斯传统绘画手法），让他们以欧洲风格，为一本颂扬他与他的帝国的荣耀的大书作画。

这在原教旨盛行的16世纪，是非常危险的计划，被视为异教主义，因此画家们只能秘密进行。但在这个过程中，一名名为“高雅先生”的画师被人谋害，随即又发生一系列的谋杀。

……在众人的合力下，终于从未完成的图画里找出凶手——另一个画师“橄榄”。“橄榄”是才华横溢，并且是极度虔诚的艺术信徒，坚守传统细密画，即使知道这门艺术在欧洲浪潮的冲击下就要溃不成军，也无法放弃。

最后他的信仰崩溃于发现自己的姨夫、另一位细密画大师热爱上了法兰克绘画的那一刻，失控的“橄榄”毁灭了所有他认为背叛传统的艺术大师，包括他自己。

张潮看大家都回忆得差不多了，补充了一句道：“帕慕克在童年和少年时代，一直梦想成为一个细密画画师，他的书不少封面都是他自己画的。

如果当初最早被发表的是他的画作，而不是，也许我们就看不到一个作家帕慕克了。”

这一句话，如黑夜中的一根火柴，点燃了众人脑中那片幽暗的空间，蒙在《我的名字叫红》上面的那层薄纱，似乎一瞬间就被揭了下来。

“其实‘橄榄’就是他自己？”

“不，每一个画师都是他自己。‘橄榄’‘高雅先生’‘蝴蝶’‘鹳鸟’，都是他，也都不是他。”

“帕慕克明明热爱细密画艺术，也深知本土画派的艰难处境，但还是让欧洲画派用一种无可争议的巨大力量，摧毁了本土画派。”

“天哪，太残忍了！他怎么可以对自己，对自己国家的传统这么残忍？”

“他不觉得可惜吗？”

“帕慕克的世界观……真可怕啊！”

众人议论纷纷，张潮则忙里偷闲地又剥了两只皮皮虾，津津有味地吃着。

大家讨论了一会儿，张潮才道：“知道帕慕克为什么要被暗杀，还有送上法庭了吧？按人家国内传统派和广大群众的评价标准，他妥妥的一个‘土奸’，甘为西方势力走狗。”

众人哑然，许多学生眼里流露出了迷惘的神色。

一个学生忿忿不平地道：“帕慕克这样算不上‘土奸’，他只是反对用落后的传统去约束和压抑人性的正常需求，所谓‘矫枉必须过正’！”

另一个则道：“那也要看实际情况啊！细密画纵然已经落伍了，但从艺术角度讲，还是有传承下去的必要的，不能一棍子都打倒。”

还有同学道：“他的出身就决定了他的立场。他不是‘土奸’，而是始终站在其中一部分人这边，这部分人也是人家国内重要的政治力量和人群。”

这时一个叫胡序的男老师叹了口气道：“我知道张潮的意思了。历史悠久、文明灿烂，但是在近代又落后‘西方’的国家，其实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传统与现代之间巨大的鸿沟，时刻在撕裂着人群的生活和思想，其中像帕慕克这样的知识分子受到的折磨尤为强烈。

皈依传统，无法忍受那些落后的习俗对自由意志的压抑；皈依西方，又无法割舍传统当中那些美好的部分。想要在两者之间取衡，实际上更危险——就像走兽和飞禽都不喜欢蝙蝠一样。

你之所以说帕慕克帮后来人搬走了石头，就是因为他冒了极大的风险，用明确的态度给后来人指出了如何在文学中处理这个问题。”

张潮点点头道：“帕慕克既开了路，又扛了雷，土耳其的年轻作家可以沿着这条路狂奔了，所以我说未来很快会有不同的后起之秀冲击世界文学界的中心。”

事实也是如此，在帕慕克之后，艾丽芙·沙法克、埃莉芙·巴图曼等陆续受到了强烈的关注。

有人道：“你的意思是，中国的当代文学，少这样的一个人？”

张潮道：“我们从外人的角度看帕慕克，欣赏他挑战传统的姿态和勇气。但是类似的人诞生在我们内部的时候，我们真的会欣赏吗？”

又是一阵沉默。

张潮道：“鲁迅当年不仅要打倒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他还要组织过汉字拉丁化运动，主张全面废除汉字，代以拉丁字母，就像越南那样。

我们怎么评价当初他的这个主张呢？可惜，鲁迅要再活20年，或者没有被文化斗争牵扯那么多的精力，也许会替我们搬开那块石头。当然，也不免被骂毁灭中华传统的‘汉奸’了。

所以，我们的当代文学不是落后没落后世界的问题，而是从来就没有一个足够有分量的作家，用自己的作品展现出某种理性的、可行的道路，为其他人梳理清楚‘继承传统’与‘拥抱现代’这个难题的症结所在。

80年代的先锋作家纷纷回归现实主义，80后的年轻作家又都在回避传统叙事，其实都是这个症结的产物——包括我在内。

就像我在饭塚荣教授课上说的那样，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两回事，我们的「当代文学」，究竟是历史层面的「当代」，还是文学层面的「当代」，其实也要打一个问号。”

说到后面，张潮自己的情绪也不免低沉下来，语气当中带上了自嘲。

师生们也似乎感受到了这股情绪。一个已经取得这么多成功的年轻作家，骨子里似乎竟然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确实有些出乎大家的意料。

这时有同学大喝一声，吓了所有人一跳：“中国文学的「当代化」，就在我们这些人肩膀上了！从今晚开始，我们要为这个目标，奋斗不休！”

立刻就有人笑道：“你这算什么？‘中国文学的大排档宣言’吗？”

大家都笑起来，只是都有些落寞。

张潮却认真地道：“有何不可呢？”

众人都愣住了——你认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