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以鬯点点头道：“就拿倪匡来说，50年代开始，香港媒体上全是来自海峡那边的文化精英在骂你们。结果倪匡先生一来，身份往那里一摆，又骂的比所有人都狠、都具体，然后大家都去看他骂你们了，没人看海峡那边的知识分子骂你们了。
骂你们的话语权大旗就转移到倪匡这样你们这边背景的知识分子手上了——你说这到底是谁占了便宜，又是谁吃亏了啊？”
张潮听得一时脑子有点乱。
刘以鬯呵呵笑道：“所以说不要觉得骂了就怎么了。有句话叫‘小骂帮大忙’，那大骂呢？其实大骂骂好了、骂对了，帮的忙更大。
那时候在香港直接讲支持内地，除了少数偏左的运动分子，市民里谁听啊？听都不听你，你讲天花乱坠有什么用。先让人愿意听你讲，才是最重要的，讲什么反而不是那么重要。”
张潮恍然大悟道：“那说起来金庸先生也是……”
刘以鬯道：“当然。50年代到70年代的香港，一直是大陆和台岛的兵家必争之地，尤其在英国人不太管的文化方面，双方的斗争更是激烈。
总体来说在50年代到70年代，香港的文化是台岛方面逐渐占据上风，尤其是沪上来的文化精英几乎是‘一统江湖’。那时候最流行的歌曲是国语歌，最流行的电影是国语电影，粤语片、粤语歌被认为是不入流的。
那时候谈恋爱，小伙子约女孩子看电影，都是要看国语片，要不然就是看黄梅调，没有人看粤语片。
我清楚的记得在1950年代的时候，香港的电影院还能看到不少粤语片。但是后来国语片就越来越多，这种情况到了1972年到达顶峰，全年竟然没有一部粤语片投产。香港的传统粤语片也彻底完蛋了。”
张潮问道：“这些历史太古老了，我完全不了解，我小时候看的港片，多是80年代后拍的——后来呢？”
刘以鬯道：“但是待到70年代以后就不一样，走‘群众路线’的文化精英们崛起了，尤其在流行文化方面，用金庸、倪匡的，许冠杰的粤语歌、粤语片，彻底翻盘了台岛背景的文化精英。
这些优秀的文化产品，不仅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这块土地上普通市民之间的分裂和对立，并且重新打造了一个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的文化认同共识。最后就连台岛背景的文化人，也不得不跟随这股潮流。
等到中英谈判完成，台岛方面的局势也有了重大变化。首先就是承认失败，从政府预算里停掉了对香港台岛背景的文化人、影视公司的金钱补贴。所以80年代末期以后，香港的文化格局就全部倒向了内地。
当然，我这里讲的只是大致的脉络，实际上的情况复杂很多，讲上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很多时候并不是对抗，大家也会合作赚钱，所以经常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分不清的。
不过总体上要承认，内地背景的文化人更有出息一些，在资源很匮乏、开局很不利的情况下，把事业做成了。台岛背景的文化人拿着大把的资源和补助，高高在上，最后重复了当年命运。”
张潮一时之间不知该感慨，还是该追问，沉默良久以后对刘以鬯说道：“所以其实香港作家和文化人本土意识的觉醒，也有着这些外来因素的作用。”
刘以鬯点点头道：“那当然，而且这是必然的。没有一个经济这么发达、市民受教育程度这么高、文化活动这么发达的地区，会一直被外来文化所左右。它产生的二代、三代文化人，一定会把目光投注在本土文化的独特性上。
这一定会催生本土意识的觉醒。从西西的《我城》开始，这就是一股不可能逆的潮流了。
但是本土意识一旦觉醒，你就没有办法控制它的走向。有些人会注重其融合性，有些人会注重其独立性，有些人会注重其超越性——其实都无可厚非。
我来告诉你这些，就是希望你要注意到问题的复杂性。不要把反对你的人，都当做敌人。他们也都是当年种下的苗结出的果子，有酸有甜。你现在就算把酸的果子都踩烂，以后结的果子就都是甜的了？”
张潮若有所思，沉默了一会，又问道：“那老先生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刘以鬯却没有回答张潮的问题，而是起身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我快90岁了，我已经做完了历史交给我这一代人的事情，我只能告诉你我历经的这些掌故，至于后面你选择做什么，怎么做，那是你的事情。”
潘要明和马家辉此刻也站起来，一左一右搀扶着刘以鬯。刘以鬯走到门口，又转身道：“你可能疑惑我这个老头子为什么要和你说这些。
我在24岁的时候就去重庆做了《国民公报》和《扫荡报》两份抗战报纸的副刊编辑，那时候一共就七份大报；30岁的来到香港，又做了《香港时报》和《星岛晚报》的编辑；1985年，我又做了《香港文学》的编辑。抗战的艰难我经历过，内战的迷惘我也曾有过……
南、北，陆、台……我最后还是成了一个香港人。是文学救赎了我，我多么希望文学就是文学——但是有太多人觉得文学不能只是文学。
我曾经看着张爱玲一次一次带着稿子找我隔壁的《西风》编辑投稿；老舍的《四世同堂》第一次连载发表，是在我编辑的《扫荡报》副刊上；姚雪垠的第一个集子，是我帮他策划出版的；孙伏园的鲁迅研究也是发表在我主编的《星岛晚报》副刊上……
最后，我还是希望文学就是文学，上一代的恩怨，不要成为下一代的包袱。地分南北、文分两岸，但人心呢？看你们这一代了。”
说罢，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今晚写得比较艰难，就这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