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潮微微一笑，回答道：“‘自辩’的意思是自我辩护，目的是澄清真相、洗脱罪名。我之所以把文章起名叫《不再自辩》，是因为我觉得我不需要为自己辩护。

过去的两个星期，已经有许许多多读者为我辩护过了。他们的辩护，比我本人的更加客观，也更加犀利。所以今天的媒体见面会，目的不是‘自辩’，而是‘自述’。”

又有记者提问道：“关于‘张白之争’，许多人觉得这是你和批评界前辈白晔之间的个人恩怨，你怎么看？”

张潮大大方方地点头承认道：“‘张白之争’确实是个人恩怨。起因，不用我赘述了吧？但我觉得更加准确的描述是——起于私怨，渐成公仇。”

记者追问道：“公仇？你能细讲一下吗？”

张潮顿了顿道：“我从来不反对批评家肯定我或者否定我。我反对的一直是批评家通过刻意营造文学性与市场化的对立，来绑架作家。

销量当然不是评价文学性的唯一标准，但销量怎么会是文学性的对立面呢？80年代很多纯文学作品和杂志的销量奇高，动辄超过百万册，那时候的批评家似乎没人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但是到了近十几年，但凡销量高的作品，文学性上都会受到质疑。我自己就不说了——我的老师于华，他的《兄弟》上下两册卖了100多万册，结果批评家李京泽怎么说的——

‘他本来应该更沉着、更坚定，本来应该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他好像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在干什么，这个我觉得是特别令人失望的。’

这样的表述可能不会伤害于老师这样成熟的作家，却会误导千千万万热爱文学的年轻人。让他们有个错觉——好的文学必然是反市场、反大众的，一定是孤芳自赏、顾影自怜的。

在这种评价语境下，批评家们把文学与大众切割开了，利用了作家与生俱来对文学性的追求，把他们诱导到更符合批评家话利益的话语体系中去。

他们给作家们戴上一顶又一顶高帽子，却也暗中勒紧了作家脖子上的绳索，在众目睽睽之下完成了一次绑架。不少被绑架的人，还乐呵呵地给他们数钱——只要这些批评家肯施舍一些廉价的赞美即可。

所以我说这不仅是私怨，而是公仇！”

记者接着问道：“既然你说是‘公仇’，那么你是不是认为，文学批评应该完全退出文学舞台？”

张潮道：“你混淆了概念。我前面始终讲的是‘绑架作家的文学批评’，而不是‘文学批评’。‘绑架作家的文学批评’最经常做的，就是私设公堂，就像我前一段时间遭遇的那样。

请问，《莫让“黄暴黑刊”占据青少年的精神世界》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私设公堂，想让我从此退出文学舞台吗？”

说到这里，张潮停了下来，环视了一遍记者，才继续道：

“既然他们这么急不可耐，那我给他们一次机会。从明天起，心浪博客上会有一个专门的投票页面，所有人都可以参与。

如果大家认为我张潮是一个‘黄’‘暴’‘黑’的作家，那我从此退出文坛，不再从事任何文学创作！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审判我张潮！”

（12点左右有第三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