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被前所未有地加速了，以至于任何想要记录这个时代进程的作家，还没来得及动笔，他脑中的世界就已经过时了。

文学也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时代——只是这种“好”，不尽如顽固的“保皇党”们所想，文学会重新占据人们精神生活的主体部分。

但同时也不是边缘化——而是像满天星辰一样，散落进了需要创造力的每一个角落里。

文学从未如此被人忽视；文学也从未如此被人需要。

张潮忽然明白了，即使像他这样早早成为了“大作家”，也不免在未来十年、二十年的时光冲刷中，变成另一种模样。

就像他的老师余华在短视频时代被重新“发现”，无数个15秒的切片解构了他。他成为了“潦草小狗”，只写过一本《活着》，永远把悲伤留给读者快乐留给自己，没把史铁生当残疾人也没把他当人……

许多年轻人都因为这些切片喜欢上了余华，余华也不再是那个黑白照片里头发糊涂、表情冷峻的先锋作家，而与“可爱”这个词紧紧捆绑在一起。

但同时几乎没有人再关心余华写了什么，以及他在思考什么。

那自己呢？等到了抖音时代、直播大潮到来以后，自己又会被解构成什么样呢？

更关键的是，自己要给这个时代留下什么样的作品呢？即使能知道了会发生什么，张潮仍然对如何记录它、表现它而感到棘手。

“文学还真是一个诅咒啊……”张潮摇摇头，努力把这些有的没的驱赶出脑子。

今天下午，他还要去一趟作协，「青年作家访日代表团」正式选定了，自己虽然不是代表团一员，但是在行程安排上仍然有很大的建议权。

谁让他自己就是行程的一部分？

这两天除了张潮的新书以外，还有一件大事——瑞典皇家人文科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之一的马悦然，终于开启了自己东亚访问之旅，第一站当然是中国，燕京。

此时正值9月下旬，今年诺贝尔文学奖最后一轮投票已经投完了，也就是奖项已经确定，只等2周后向世界宣布而已。

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马悦然面对的最多的问题，就是各种对奖项花落谁家的“刺探”——

“马悦然院士您好，请问诺贝尔奖每次颁奖都是按照‘一男一女’的顺序吗？”

“诺贝尔文学奖去年颁给了土耳其的帕慕克，今年获奖者是不是不会是亚洲人了？”

“听说今年中国的作家残雪第一次入围了奖项，请问是真的吗？”

“诺贝尔文学奖是否更偏爱家呢？”

“今年会有中国作家获奖吗？”

“如果让您推荐一个心中的中国作家，您首选是哪位？莫言，刘震云，阎连科？”

……

马悦然是老江湖了，早就见惯了风风雨雨，应对起来自然是滴水不漏，说出的话也云山雾罩，让人摸不着头脑——

“男女恐怕不是我们选择的重点，何况在文学世界里，性别本来就难以蠡测。”

“帕慕克是一个亚洲作家吗？从文学血缘来说，他更像一个欧洲作家，虽然他用土耳其语写作。”

“中国的优秀作家不逊于这世界上的任何国家，他们只是缺少好的翻译。”

“诗歌是文学王冠上的明珠——其实你们不觉得散文作家被忽略了吗？”

“残雪当然是位好作家，她在任何一份名单上都不奇怪。”

“他们都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但我想，推荐他们重要的是时机……”

而围绕着马悦然的第二个焦点，当然是张潮与他之间的那场“风暴”——虽然现在已经渐渐消弭，但是余波未平，所有人都想知道来到中国以后，马悦然会如何表态。

“马悦然先生，张潮对您召唤的拒绝，引发了许多讨论。甚至在中国国内，也有不少批评者。有一位担任省作协主席的老作家说‘我们当年打开国门多不容易，年轻人不懂珍惜’，请问您如何看待？

张潮对您的拒绝，对他来说是否是一种遗憾？”

马悦然对此显然也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坐在燕京大学的礼堂里，领导、学者、作家、批评家……众星拱月般围坐在他的身边，仿佛聆听教诲的普通学生。

马悦然用略带口音但十分流利的中文说道：“我其实在声明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很惊讶为什么还这么问。那我再从另一个角度回答一遍——

我已经83岁了，张潮才23岁，从年龄的角度讲，没有见面是我的遗憾，而不是他的。

同时，我感到更加惊讶的一点是中国国内一部分人对张潮近乎于苛刻的批评——我不清楚这是出于什么心态，我只知道这样对任何一个年轻人来说都是不公平的。

为什么我们要把萨特或者其他人拒绝诺贝尔奖当成是一种潇洒的姿态予以赞美，而对年轻的张潮拒绝我则认为是一种狂妄？

张潮虽然不是萨特，但我也不等于诺贝尔文学奖啊！

我觉得中国的文学界有些人病了，而且病的很严重！当我读到那些对张潮的指责时，仿佛回到了1966年——那年瑞典文学院因拒绝评论越南战争而遭激进学生围攻，他们高喊着‘文学必须选边站’。

半个世纪过去，某些批评家仍被困在非此即彼的思维牢笼中。今日，我愿以汉学家、文学评论者与跨文明对话亲历者的三重身份，对这些荒谬指控作出回应——

……”

不知怎的，现场的其他人，竟然从马悦然的话中听到了杀气腾腾的味道，不禁开始在心惊胆战中期待他后面的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