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CCTV对张潮的访谈，还只是「茶壶里的风暴」的话，那马悦然的回应，则掀开了茶壶的盖子，把风暴释放到了全世界。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诺贝尔文学奖」依然是全球范围内最受关注的文学奖项。尽管它被这样那样诟病，萨特甚至直接拒绝领奖，并且在拒绝声明中强调：

“诺贝尔奖本身并不是西方集团的一项文学奖，但它事实上却成了这样的文学奖，有些事情恐怕并不是瑞典文学院的成员所能决定的。所以就现在的情况而言，诺贝尔奖在客观上表现为给予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者的一种荣誉。”

但作为唯一持续颁发了上百年的国际性文学奖项，它积累了丰厚的声誉，也捆绑了巨大的利益，是最重要的文学风向标，没有之一。

诺尔贝文学奖的终身评委一共就18个，从这个角度讲，作为终身评委之一的马悦然几乎是文学世界里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他的邀请与张潮的拒绝，足以让大部分业内人士侧目。

尤其是那些张潮曾经留下足迹的国度。

随着《华尔街日报》专题文章的刊发，一向活跃的美国文学界开始躁动起来，甚至引起了哈罗德·布鲁姆的注意。

这位在耶鲁大学教了50年书，被誉为“西方传统中最有天赋、最有原创性和最有煽动性的一位文学批评家”的学者，维持了他一贯的学术立场，在接受CNN记者的访谈时，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的主流立场上给予了张潮强烈的批评：

“这位中国年轻人的傲慢令我联想到我在《影响的焦虑》中描述的弑父情结。他错误地将文学评价体系等同于文化殖民，却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创造的文学世界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遗产。

张潮的声明实际上是在拒绝参与世界文学的伟大对话。马悦然不该为年轻作家的文化自卑情结买单，正如庞德无需为李白的《长干行》译本致歉——他的退让令人失望。”

哈罗德·布鲁姆一向对多元文化主义嗤之以鼻，虽然在21世纪已经开始被美国的主流学界所排斥，但他的主张却仍然有许多拥趸。

随即《号角报》的专栏作者克里夫·加德纳就在布鲁姆的论述基础上指出——

【张潮和马悦然之间的闹剧，完美印证了为什么每一个出色的大学都要设置一个“东方学研究中心”。我们当然可以理解，张潮拒绝的不是马悦然本人，而是拒绝被塞入由西方构建的“中国文学作者”形象框架。

但可悲的是，他的反抗依然被困在西方设定的二元对立框架中，所有“东方学”的研究都早在几十年前就预言了这一点——即使并不是完全从文学的维度解读。

如果他真正想要解开文化殖民的魔咒，用拒绝来逃避是无法做到的，而一味地反抗只能让这个魔咒更深入骨髓。他应该像弗朗茨·法农所说，在挪用与颠覆之间寻找辩证空间。

“文学的西方化”固然令他这样成长在富足年代的中国青年感到不快，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非西方化”或者“去西方化”本身是“西方化”的产物，它们之间是一个相互构造的过程。张潮的反抗只是这个过程的产物之一。

张潮在用激烈的语言破除西方认识论权威的同时，恐怕很快就会落入“回归前殖民时代”浪漫神话的陷阱——这就引申出一个有趣的议题：中国的古典文明真的那么完美么？那它又是怎么在内外夹击中崩溃的呢？

所以真正敏锐的读者，必须识破这是殖民文化和传统威权的共谋，时刻警惕在后殖民时代打着民族主义、本土性和去殖民化旗号的传统权威和旧式威权。】

克里夫·加德纳的专栏文章，让这场风暴彻底上升为一场国际论战。

原因分析起来还挺复杂的——17世纪以来，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文明，几乎重新定义了全世界的所有标准，经济、文化、政治、军事……而美国接替英国成为中心的这100年，又通过现代传媒手段，将这些标准塞进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任何一个游离于中心之外的族群，想要阐释自己的文明，最后都要从西方文明构建的体系当中寻找理论支持甚至基础资料。

这种构建了整个世界现有秩序的体系是如此庞大，以至于正如加德纳所说，就连其他文明寻求独立性的探索，无论是反抗殖民还是复兴古典，也都在体系的学术预言和制度设计当中，是构成体系的一部分。

这就是许多探索者的无奈之处——兜兜转转一大圈，最终还是要在西方文明预设的认知框架下解决本国或者本民族的现代化问题。

这种文化垄断并不新鲜，在人类历史上总是循环出现。

就好像东亚、南亚的大部分国家想要述说自己国家的古代历史，几乎都会尴尬地发现，自己国境内那些可怜的文明遗迹，远不如中国保留的相关史料丰富和有说服力。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的《朝鲜王朝实录》，就全部是用汉字写成，直到1993年，「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才完成它的韩文翻译。

只不过20世纪前这种文化垄断通常是由一个实力超强的国家实体在区域内完成，而20世纪则是拥有“殖民者”这一共同身份标签的文化联盟进行全球化扩散，并达到了超乎任何个体想象的程度。

从人类文明的宏观视角来看，这不过是历史长河当中一朵朵或大或小的浪花；但对身处时代的人而言，却都是惊涛骇浪。

不过与中国人不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其中的人民，本身并不在乎这个。无论是“文化独立”还是“文化尊严”，对他们来说都是陌生的名词。

无论他们国内的文化精英们如何痛心疾首、奔走呼号，老百姓们也并不在乎书架上或者电视里有多少属于自己的文化产品。

既然美国人既可以用可乐、薯条，迪斯尼、好莱坞，同时喂饱自己的肚子和脑子，又何必抗拒这股潮流呢？

所以张潮，和为他的访谈精神振奋的中国人，其实更像逆流而上的另类。

即使是认可张潮的学者、作家，也不无同情的指出了这一点——

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对采访他的BBC记者道：“这位中国同行的焦虑，让我想起《开罗三部曲》出版时遭遇的传统与现代之争。

但正如我用阿拉伯语书写却能获得诺贝尔奖认可，真正的文化自信在于创作本身的力量。张潮的抵抗值得尊敬，但需警惕这些强烈的自我意识变成新枷锁。

真正的文学自由应该在超地域的寓言中揭示普世困境。或许中国作家应该学会如何在多重身份中保持创作自由。”

这场风暴最终也席卷到了200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土耳其作家帕慕克。

帕慕克最近刚和基兰·德赛坠入爱河，经常携手出现在各种活动当中。而张潮与基兰·德赛几个月前在「加州和风号」列车上的对话，让他与这位新鲜出炉的诺贝尔奖得主有了一种特殊的联系。

面对各国记者锲而不舍的追问，帕慕克终于在出席一次文学讲座时，完整回应了张潮与马悦然之间的风波。

作为土耳其“西化”家庭出身的帕慕克，他以自己深邃的思考与精湛的技艺为整个国家开辟了文学现代性之路的伟大作家，但对他来说，有些答案是不言而喻：

“张潮与马悦然的争执，不过是文学界永恒的孩童游戏——有人摔碎玩具以博取关注，有人假装宽容实则享受施舍者的优越感。

这位中国年轻人显然混淆了‘抵抗’与‘表演’的界限，以为摧毁旧的范式就能成为新的先知，却不知自己写下的每部作品，都离不开西方文学的启蒙。

马悦然的谦逊令人惋惜。他本可以对张潮说‘年轻人，文学不是赌气的艺术。’但这位精通汉学的老绅士似乎忘记了，真正的作家，从不需要通过拒绝来证明什么。

萨特拒绝领奖是因他早已是萨特，而张潮的拒绝更像未入围者的提前退场声明。所以我认为克里夫·加德纳说张潮的反抗仍困在西方框架里，这评价太过宽容了。

事实上，这位年轻人的表演完美印证了东方学的终极胜利——他越是拒绝成为一个陈列品，就越会沦为西方学界研究‘后殖民焦虑’的典型样本。

想想看，很多年以后，当学者们回顾这场闹剧时，他们会像解读古波斯宫廷阴谋那样发笑——看啊，那个中国青年以为拒绝一杯茶就能把诺贝尔文学奖推下神坛；而那位瑞典院士竟然想用谦逊掩饰文化权力的黄昏。

而那些超越时代、超越地域、超越文化的伟大作品，将如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穹顶，沉默地俯视所有这些转瞬即逝的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