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六本木，「Alley Cat」爵士酒吧的一角，50多岁的饭塚容放开了大学教授严肃的包袱，西装搭在椅背上，又把牛津纺衬衫解开到第二颗纽扣，斜倚在墙上，手上握着一杯威士忌。

此刻酒吧里褪色的70年代美国蓝调乐队的海报在空调风中轻颤，昏黄壁灯在龟裂的鹿皮墙纸上晕染出淡淡的光晕，暧昧而温暖。

舞台上乐队正在演奏着经典曲目，萨克斯的音色慵懒而深沉，钢琴的旋律流淌着细腻的情感，低沉的贝斯声线如同城市的脉搏，稳稳地支撑着整个乐曲的骨架。

坐在饭塚对面的是一个看着与他年龄相仿的男人，脸部的线条柔和，可以看出年轻时是个圆脸，但现在已经被漫长的时光与锻炼的习惯，削出了一些棱角。

他的目光平静而温和，始终注视着手里的威士忌酒杯，仿佛琥珀色的酒水与晶莹的冰块后面藏着什么宝藏似的。

饭塚容放下杯子，从西裤的口袋里掏出一个扁扁的铁盒，从里面拈出一根香烟叼在嘴上，又拈出一根火柴，在铁盒盖子的内侧一划，橘黄色的火苗就蹦跳起来。

很快，两人之间就萦绕着Peace烟特有的香醇味道。

饭塚容吐出一个烟圈，用略带有北海道腔调的口音道：“这次准备在日本呆多久？”如果王震旭看到自己敬畏的导师如此松弛的模样，一定大吃一惊。

饭塚教授在大学当中一向以毫无破绽的仪容与言语著称，即使偶尔和同事、学生去居酒屋，也从来没有放荡的言行。而此时的他，简直像个老道的花花公子。

男人啜饮了一口手里的酒，道：“最近有一个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的亲历者给我发了邮件，我回来采访一下他。哦，还有《东京奇谭集》的发布会……啊，可真麻烦。

可能要呆上两三个星期才能回美国去吧。”

饭塚容道：“采访？还是为了你那部新吧？叫什么来着，你和我说过——《1985》？是为了致敬乔治·奥威尔的《1984》吧？”

男人道：“这个书名已经被否定了呢。”

饭塚容露出好奇的神色，这位朋友确定的事情很少会改变：“哦？”

男人用略带苦恼的语气解释道：“就是前几天的事。《1984》电影版的导演迈克尔·莱德福不是来日本了吗？我和他聊了一次，把这本书告诉他了，他说这有点不妥，安东尼·伯吉斯已经写过了一本叫《1985》的了。”

饭塚容轻笑了一声，然后安慰道：“还真是不巧啊……不过没有关系，书名嘛，总能再想到一个。”

男人道：“这几天我正为这件事忧愁呢。每本书的名字都应该是独一无二的——如果它与另一本书恰巧一样了，简直就像是迎面走来一个和你穿着相同的人那般尴尬。”

饭塚容拿起酒杯晃了晃，认真替朋友想起了书名，过了好一会儿才道：“非要致敬《1984》吗？”

男人道：“从前辈那里汲取了灵感，总要用什么方式告诉他一下吧？”

饭塚容开玩笑道：“那不如用谐音吧。”

男人疑惑道：“谐音？”

饭塚容道：“‘9’，嗯，你想到什么什么？”

男人自然是极聪明的人，瞬间就明白了老友的意思，恍然大悟地道：“啊……我真是个蠢货呢。‘9’不就是‘Q’吗？说起来，不仅发音相近，就连写法都很像呢。”

饭塚容有些错愕，道：“你不会当真了吧？”

男人又抿了一口酒，然后道：“就这么定下来吧。写的时候如果被书名困扰，那可是件糟心的事。”

饭塚容道：“所以，这么书就叫做……”

男人把杯子往桌上一顿：“就叫《1Q84》了。多有趣，比《1985》更能体现对《1984》的致敬呢。而且‘Q’还能对应‘问题（Question）’，好了，以后就这么回答访问者吧，他们最喜欢这样故弄玄虚的答案了。

今晚请你喝酒真是物有所值呢。啊，说起来你不坚持写真是可惜了。”

饭塚容露出笑容道：“村上君，你就不要挖苦我了呢。我可没有你那样的逸才，能接着我父亲继续做研究中国的教授，已经是一件再幸运不过的事了。”

坐在饭塚对面的男人，正是村上春树。年届60的他已经在国外长居超过20年，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会回到日本。

有人说这是因为他是日本文化的叛徒，是用日语写美国的异类，所以日本文坛容不得他，他感到无趣便去了国外定居。

村上自己的说法是他不是一个爱国者，反而是个“世界主义者”，对日本没有强烈的归属感；而且在国外生活，可以喝到更好的威士忌，欣赏更美妙的爵士乐演奏。

当然，还有一种颇有些阴谋论的说法——日本是全世界个人所得税最高的国家之一，同时也规定了只要离开日本超过半年，就不再征税——村上每年游走在美国、欧洲辗转生活，省下来的税费是一笔天文数字。

但无论如何，说他是日本文坛的异类不算是错。

村上春树道：“相当年你也是风云人物呢……”

说到这里，两人都陷入了回忆当中，一时间都沉默下来。日本在60-70年代，因为学费上涨、日美安全条约等问题爆发过激烈的学生运动，村上与饭塚都参与其中，甚至一度成为核心圈的重要人物。

村上春树的许多作品，都留下了这段时期的痕迹，甚至可以说几乎每一部，都是对自己这一段青春一次又一次地反思、追问和重新演绎。

但是他们最终都逐渐远离了，一个成为了研究文学的教授，一个成为了作家，走上了不同的人生轨迹。不过友谊却保留到了今天。

村上每次回到日本短住，都会找饭塚叙旧。也只有面对着老朋友，两人才能一个放下大教授的严肃，一个放下答作家的矜持，自由自在地畅聊，就像是回到了20岁的时候。

饭塚容的香烟抽完了，他在烟灰缸里按灭了最后一丝火光，转移了话题，问道：“你不在日本多呆一段日子么？”

村上春树好奇道：“哦？有什么要我呆下来的事吗？”

饭塚容道：“10月，有一批中国的青年作家要来日本访问，想必会很有趣。”

村上春树眼神变得深邃，过了好一会儿才幽幽地道：“中国的年轻人哪……你知道我不擅长这种应付这种场面吧？”

村上对中国的情感十分复杂。他的父亲曾经是侵华日军，这成为他精神痛苦的源头之一。村上始终认为自己身上流淌着战犯的血脉，这种一种十分罪恶的基因，与其让这种罪恶的记忆延续下去，不如从他这一代选择终止。

10多年前他孤身一人来中国旅游的时候，甚至全程以罐头充饥，也不肯吃一口中国菜——后来他写了一个中篇《去中国的小船》，叙述了主人公“我”在小学、大学、二十八岁时所遇到的三个中国人的故事。

作品中的三个中国人留给“我”的印象可谓是美好而亲切，然而，“我”却本能地对他们做出了愧疚之事。这篇的批判矛头可谓直指日本人的丑恶灵魂。